明報社論｜中國數學家喜獲殊榮　科研土壤須不斷改進｜全文

被譽為「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茲獎（Fields Medal）揭盅，來自中國的數學家王虹與鄧煜雙雙獲獎，兩人皆是北大數學科學學院校友，其後分別負笈法國及美國並從事研究。菲爾茲獎為青年數學家而設，今次是首度有內地高校教育背景的中國籍數學家贏得這項國際殊榮，對中國數學界具有重大意義，同時令人反思中國科研土壤不足之處，期待有朝一天，中國年輕學者毋須遠赴海外，依託本土學術環境一樣能做出最頂尖成果。中國要成為全球科研領頭羊、吸引各地最優秀人才前來學習和從事研究，仍須不斷努力，香港可善用高度接軌國際的學術環境，協助國家實現科學強國夢。

首獲「數學界諾獎」　鼓舞有志青少年

菲爾茲獎正式名稱為國際傑出數學發現獎，四年一度由國際數學聯盟頒發，旨在表揚及鼓勵40歲以下的青年數學家，每屆獲獎者不超過4人。獎項1936年創立以來，長期由歐美學者主導。1982年，丘成桐成為首名華人得主，其後澳洲華人陶哲軒亦曾獲獎，然而二人獲獎時皆非中國籍。相比之下，王虹、鄧煜不僅皆為中國國籍，而且本科階段曾在北大學習，兩人分別破解了百年數學難題，獲獎當然是實至名歸。

科技創新發展需要基礎科學支撐，而數學則是基礎科學的基礎。國家強需要科學強，科學強則需要數學強。由文藝復興到20世紀初，歐洲數學迎來了爆發性的發展，造就了歐洲的強大；二次大戰後，數學研究的重心，從歐洲向外偏移，形成了美蘇法三強鼎立局面，英德日則位處第2梯隊。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衰敗，大批頂尖科學家移民西方，數學水平急劇下降，中國則逐漸冒起，成為國際數學界「新勢力」。

美日法等國近年都因為政府縮減研究經費支持，以及中小學數學教育基本功不如從前，導致數學發展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經濟學人》早前刊出一篇文章，就談到美國學生數學水平下降，加州大學一批教授和學者聯署公開信，指大一新生中，愈來愈多人缺乏大學課程所需的基本數學能力。反觀中國，受惠於社會經濟穩定發展、政府對基礎科學的大力支持、海歸人才計劃的成功，以及紮實的中小學數學教育，本世紀以來，中國數學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王虹與鄧煜贏得菲爾茲獎，對於有志鑽研數學的中國青少年而言，無疑有鼓舞作用。

王、鄧二人為北大數學科學學院2007級校友，惟成才之路頗有不同。鄧煜自小已被視為天才，17歲奪得國際數學奧賽金牌後獲保送北大數學系，大學二年級後轉入麻省理工學院深造。至於王虹，雖然16歲已考入北大，但因分數未達門檻，次年才能轉入數學院，其同學及老師評價她在本科期間並不突出，直至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才嶄露頭角。鄧煜現為芝加哥大學教授，王虹則為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終身教授。儘管兩人一直與祖國維持密切聯繫，也不時「回娘家」出席國際數學會議或大學講座，然而兩人都是在海外從事研究並發熱發光，亦屬客觀事實。法國總統馬克龍甚至在社交媒體上，拿王虹來為法國「省招牌」，大聲疾呼「為科學，選法國」。

內地學界歪風須杜絕　香港可助國家吸才俊

多年來，不同科研領域都有華人取得傑出成就，但是真的在中國從事研究並贏得國際頂尖科學獎項的學者甚少。以諾貝爾獎為例，曾經獲得各科學獎的華人，絕大部分都是長年在海外從事研究及持有外國國籍，2015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是唯一例外。近年中國科技發展神速，惟未見多了中國科學家贏得諾貝爾獎。有人認為這是由於諾貝爾獎偏重西方，亦有人指出，有別於文學獎及和平獎帶有西方中心主義及意識形態，科學獎具有一定客觀性，由於諾獎具有滯後性，說不定十年八載後將陸續有更多中國科學家獲獎。無論如何，科學家從事研究，為的是探求學問及人類進步，獎項只是嘉許而非研究的初衷。科學家最需要的是能夠支援他們潛心研究的土壤與環境，而這正是國家需要致力提升的地方。

早期中國一窮二白，改革開放後，無論經濟及教育條件均有所改善，然而直至本世紀初，還是跟先進國家有相當距離。由於缺乏發展空間，很多優秀人才還是設法爭取負笈海外，並長留當地發展。然而隨着國家持續發展，內地大學及科研環境也在不斷改善，部分學科已躋身世界一流行列；反映高品質論文數量的「自然指數」（Nature Index），中國亦已超越美國，位居世界第一。近年地緣政治形勢變化，一方面令到部分內地尖子對負笈美國有較多顧慮，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國家吸引更多海歸人才，提升整體科研實力。凡此種種，都是有利在本土培養世界級學者的因素。

當然，內地大學和科研事業仍存在不少重大問題，包括學術造假、學術腐敗，以至急功近利文化等。國家要成為世界科研強國，還須致力改善學術環境，杜絕各種不正之風。香港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善用高度接軌國際的優勢、發揮本地大學基礎科研實力、吸引全球頂尖學者及青年才俊來港交流和研究，對於國家實現科技強國夢，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當國家和香港能夠成為全球人才爭相前來求學和從事研究的地方、可以底氣十足地說「為科學、選中國」之時，這一定是中國科學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