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月18至19日在深圳举行。市政府表示,会议举行期间,巴士及地铁会推出五折优惠,并倡导企业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在会议举行当周,倡导企业安排员工在家工作,弹性上班或带薪休假等。
回顾过去,过往北京和上海在主办APEC会议期间,为确保峰会能够在最高安全系数下顺利举行,均曾启动一系列社会管理措施。
北京、上海峰会期间措施更严 交通管制、调休放假双轨并行
例如2014年北京峰会期间,一连十日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规定,按车牌尾号实施单日单号、双日双号行驶,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及国企车辆亦须全日停驶七成。国务院批准调休安排,在京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由11月7日至12日享有六天假期,有效减少市内交通流量与人流聚集。
2001年上海亦设立三圈层交通管控。外圈全面禁止悬挂外地车牌车辆进入市区;中圈以内环线为界,严禁上海牌照货运车进入;核心内圈则围绕会场、官员入住酒店及陆家嘴等要点,只准持有特别通行证车辆通行。
与此同时,又将10月17日至21日定为休息日,将之前的周末改为上班日,并落实各企事业单位换休机制,减低限行对公众生活的影响。
除了交通管制及调休,北京峰会期间为了保障空气质素,颁布停工令,全面暂停五环内及怀柔城区的建筑工程,部分工业企业与工地亦须停工限产,令北京在峰会期间出现晴朗蓝天,被民间称为「APEC蓝」。
深圳管控相对宽松 向外界展示高效宜居城市面貌
相比之下,今次深圳市政府的限制相对宽松。有分析指出,原因在于三个城市承办APEC时的战略定位不同。
上海2001年是中国首次承办APEC,核心目标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安保和管控的优先级最高。北京2014年的重点是保障空气质量,为领导人会议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采取了大规模的停工限产措施。
至于今次深圳的定位,则是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样本,「向全球展示开放包容、高效宜居的城市面貌」,若一味严苛管控,反而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