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社論｜大學銀彈搶尖子　忘卻教育初心｜全文

近日，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今屆共誕生二十四名「狀元」，創歷年新高，媒體報道焦點一如既往集中於「狀元」們的出路，絕大部分「狀元」也選擇收入優渥的醫學專業。各大學也紛紛以高額獎學金招攬尖子，一場文憑試下來，彷彿只有「狀元」與尖子值得大學及社會關注。然而，教育的本質是因材施教、有教無類，為社會創造「機會均等」條件，做到「人能盡其才」。

各大學斥巨資招攬頂尖學生，其中香港大學宣布為二〇二六年入學本地生預留八千萬元獎學金，考獲七科或以上五星星成績的「超級狀元」更可獲頒一百萬元，並附設海外學習及生活津貼。然而，香港各大院校的經費，多源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公帑撥款，公共教育理應照顧社會整體利益，例如擴充助學金覆蓋範圍，或資助具特殊才能但未必符合傳統高分標準的學生，以促進教育公平。

表面看來，大學競發巨額獎學金予尖子是良性競爭，刺激學生提升學業成績，然而，學生的學業表現，總體上受家庭經濟環境、學校設施及師資等結構性因素影響甚深，寒門及「偏科」學生往往較難突圍，獎學金實際上較少流向最需要支持的學生，未必能做到雪中送炭，反而更像是為尖子錦上添花。

另一方面，這折射出一種本末倒置的辦學邏輯，把大學的價值縮窄為搶得多少位「狀元」，並將教學收窄成「唯分數論」的思維。

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對此直言，以高額獎學金「搶學生」形成「非常不健康」的風氣，並以「幾可悲」形容社會只關注狀元及成績星級的氛圍。他呼籲，社會及大學教育應改變心態，應更多關注成績未必突出、但同樣努力的學生。

近年來，香港社會對公開試分數極其崇拜，在公開試取得頂尖成績，便被稱為「狀元」，似乎被視為學術成就的重要高峰。另一方面，社會也對某些專業的過度吹捧，例如醫學專業。近年狀元們的志願大都集中於醫學，而社會亦將此視為理所當然的最高追求。然而，一個社會的健康運作，需要的遠不止醫生，工程師、藝術家、教育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及農業科學家，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當整個社會的精英導向高度集中於一個行業，其他領域的人才吸引力將長期受壓，這對社會整體發展並非好事。

環顧全球各地，香港教育理念更顯得單一化，忽略了對廣大學生的努力。

例如美國部分頂尖大學雖以私立為主，但其招生及財政援助制度較重視學生家庭支付能力，而非單純按學術成績分配資源，體現「need-blind」招生政策及「need-based」財政援助理念。其中哈佛大學二〇二五開始施行的新政規定，家庭年收入低於二十萬美元者可獲學費援助，而低於十萬美元者連同住宿、膳食及相關費用亦可獲全面資助，這類制度安排，使寒門子弟不因家境而與頂尖教育無緣，而非將大量資源集中於本已具優勢的學生。

德國高等教育模式則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德國大部分公立大學不收取學費，且重視多元能力，職業技術學校與大學並行發展，各有其社會定位，不以學術成績作為衡量個人成就的唯一標準。法國則設有「優先教育區」政策，為弱勢地區學生提供額外資源，確保機會均等。這些制度的共同邏輯，是將教育資源的傾斜方向從「錦上添花」調整為「雪中送炭」，承認每個人的才能各有不同，並為不同類型的人才創造對等的發展空間。香港現行的大學獎學金文化，與上述以教育公平為核心的理念存在一定差距。

教育從來不是一場只看終點的競賽，孔子所言「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既強調了教育的普世性質，又肯定了每個學生的個人發展。然而這兩個原則，在今日香港的大學招生文化中，都未能得到充分體現。能力偏科而有深度的學生，在現行制度往往缺乏機會進入大學進修。香港的大學若能在招生標準上引入更多元的評估維度，善待偏科但有深度的學生，長遠而言對社會的貢獻，或許不亞於多招「狀元」。

若大學大量運用公共資源爭奪精英學生，卻忽略支援弱勢學子；若教育的最高理想被窄化為一張成績單上的星級數目，那麼香港的高等教育，似乎已經背離了辦學初衷。香港教育界曾長期倡導「求學不是求分數」，但到了每年文憑試放榜日，社會又「集體失憶」，反過來加強宣揚「求學就是求分數」，長此以往，不利於香港人才多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