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社論｜青年自殺率逆勢攀升　須化解家庭與社會焦慮｜全文

近日，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公布二〇二五年自殺死亡數據。去年本港共錄得一千零一十九宗自殺個案，整體自殺率為每十萬人十三點五七人，創二〇二〇年以來新低。然而，兒童及青少年組別的情況卻明顯惡化，零至十九歲個案由前年的三十五宗增至去年的四十七宗，升幅逾三成，自殺率達每十萬人四點七二人，創近十年新高。青年自殺率逆勢攀升，成因固然複雜，但家庭焦慮、教育競爭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均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人工智能帶來的就業轉型，更令部分青年感到前路茫茫。

要理解青少年自殺率上升，不能只看孩子，也要看其身後的家庭。根據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服務數據，青少年危機個案的困擾包括學業、家庭及人際關係等問題，各種因素往往互相交織，難以切割。

香港升學競爭激烈，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受政府委託，歷時四年訪問逾六千名六至十七歲在學兒童及青少年。研究顯示，百分之三點九的受訪學童過去一年曾有自殺念頭；中學生情況更為嚴峻，有自殺念頭者達百分之八點四，曾計劃及曾嘗試自殺者分別佔百分之三點八及百分之二點三。這些數字顯示，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已不能再視為零星個案。

問題的根源之一，在於中產家庭的育兒焦慮。在社會流動放緩、階層焦慮加深的背景下，維持既有中產地位已非易事，向上流動更愈來愈困難。不少家長擔心子女一旦在學業競爭中落後，日後便會失去向上流動的機會。這種焦慮透過密集補習、多重才藝訓練及對成績的過度關注，層層傳導至孩子身上。孩子承受的，不只是自己對未來的不安，更是家長對未來的恐懼。香港青少年面對的壓力並非孤立現象，而是高度競爭社會普遍面對的問題。

中國內地近年愈來愈關注青少年精神健康，各地亦不時出現學生因學業壓力或家庭教育衝突而輕生的個案。當局近年推行「雙減」政策，試圖從制度層面減輕學生負擔。「內捲」與「躺平」等流行詞彙，正反映年輕一代對無止境競爭的疲憊。

放眼亞洲，發表於《刺針》旗下《西太平洋區域健康》（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的研究顯示，日本十至二十四歲女性自殺率於二〇一七至二〇二〇年間上升百分之十八點九，南韓同齡女性於二〇一五至二〇二〇年間上升百分之十六點七；香港十五至二十四歲青年自殺率亦於二〇一四至二〇二二年間，由每十萬人六點一人升至十二點二人，接近倍增。

香港青年的處境更為複雜。近年社會經歷深刻的政治及社會變遷，部分青年對未來缺乏信心。香港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向上流動機會收窄，房價與生活成本仍然高企，不少青年難以看見改善生活、實現理想的清晰路徑。

人工智能迅速發展，也在改變年輕人對職業前景的預期。過去數十年，中產家庭普遍相信，只要努力讀書、考進大學、取得專業資格，便可進入金融、法律、會計、醫療等穩定行業。縱然競爭激烈，終點尚算清晰。如今，這條路徑正變得愈來愈模糊。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曾估計，到二〇三〇年，全球約四億至八億人可能因人工智能與機械人而失去工作。近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急速發展，受到較大影響的，恰恰包括不少過去被視為穩定的知識型白領職能，例如法律文書、財務分析、會計審計及部分醫療工作。香港以金融及專業服務業為支柱，青年對未來專業發展的不安自然更加強烈。

政府近年亦已推出措施應對青少年自殺問題。教育局、醫務衞生局及社署自二〇二三年底起，在全港中學推行以學校為本的「三層應急機制」，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即時支援；《行政長官二〇二五年施政報告》更宣布將機制恒常化，並擴展至小學四至六年級試行。這些措施有助識別、轉介及支援高危學生。

然而，現行措施大多着眼於已經出現危機的個體，而非造成危機的結構性壓力。應對青少年精神健康危機，不僅需要危機介入，更要重新審視社會價值取向，以及人工智能時代教育與就業模式的轉變。若競爭文化、教育理念及制度環境未有改變，「內捲」持續加劇，問題恐怕只會惡化。

四十七名兒童及青少年離世，背後是四十七個家庭難以癒合的傷痛。這些數字不應只是年度報告中的一行統計。面對社會流動放緩及人工智能帶來的衝擊，香港不僅要回答青年如何看見未來，更要思考人工智能時代，教育、工作與人的價值應如何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