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透視．延伸閱讀｜香港生育率全球包尾　德國憑一項政策跑贏星港

香港嬰兒出生率屢見新低，近年不少論者對政府的生育政策興趣濃烈。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同事鄭宏泰及郭樺亦數度發文探究，立法會亦不止一次討論。2023年底，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為期3年的2萬元鼓勵生育政策，還有一年便要決定是否延續，甚至加碼。環顧各個經濟發達國家及地區，鼓勵生育及家庭友善政策都佔一個重要地位，有些國家如歐洲瑞典及法國，用了本地生產總值的3至4個百分點的公共財政資源於相關政策開支。相對來說，香港特區政府在鼓勵生育及家庭友善的政策範疇，可以說是處於起步階段。

▍　風險社會下的生育抉擇：不生育，可能是理性計算

對於在城市居住的現代人來說，擺脫了傳統的束縛，結婚生子變成個人自主的事情。結婚及生育均有所延遲，就算結了婚，也不一定要生孩子，生孩子也會生少一個。這背後其實蘊藏了一個所有現代社會都要面對的共同問題：現代社會又被稱為風險社會，因為它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傳統社會為個人提供穩定身份和經濟保障，例如穩定的社會及階級地位、穩定的家庭結構、終身職業模式，這些確定性隨着現代社會到來逐漸消失。

在這個社會經濟結構及生活方式的轉變過程中，個人卻有了前所未有的選擇自由，但伴隨著同時是複雜及多變的外在環境。生育的抉擇，便變成了個人對未來不確定性的一個評估：孩子是否會順產？若有問題，自己及丈夫如何面對？誰來照顧孩子？對於香港中產家庭，還可僱用外籍傭工；在絕大多數國家及地區，只是十分富裕的家庭才享有這樣的權利。還有其他不確定性，例如生育及培養孩子的經濟負擔如何？是否要搬到一個更大的房屋單位呢？對職業女性來說，產假後重投職場？可否兼職？若兼職的話，能否同時應付照顧及工作的雙重要求呢？還有子女成長問題：有甚麼幼兒園或幼兒中心可以託管？升小學的話，有什麼學校可以選擇？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不確定性，都是關乎孩子的照顧、成長及教育的考慮；還有職業婦女就業與家庭責任平衡等。

從應對風險的角度看，政府的生育及家庭友善政策，可以增加確定性，例如對育嬰及家長的財政補貼、法定帶薪或無薪的產假及育嬰假、託兒服務、職場政策等，均可減低環繞育兒、兒童教育、經濟保障、工作保障等不確定性。

▍　東亞教育狂熱　令生育率雪上加霜

因此，鼓勵生育，一點不易，尤其是東亞社會重視教育，父母對子女教育十分上心，擔憂未能提供優質教育而不生育，或減少生育。

中國內地、韓國、香港、新加坡，甚至台灣地區的生育率，都是偏低的。據2024年資料，香港生育率是0.84，韓國0.75，台灣地區0.89，新加坡0.97，中國大陸是1.2。歐盟的資料亦相類似，平均是1.4；但也是普遍比東亞地區高得多。東亞的所謂教育狂熱（education fever），相信解釋同樣是具不確定性的高度現代化社會，但東亞社會生育率特別低的原因。

這個生育率是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15至49歲婦女一生中平均生育多少孩子。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若未能到2.1的人口世代替代率，便可能顯示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公共財政壓力，並影響經濟增長潛力諸問題。

從東亞與歐盟的資料看到，都是未到2.1的人口世代替代率，但東亞地區更為糟糕。

▍　香港、新加坡、德國比併　德國政策力度最強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推出一系列鼓勵生育及家庭友善的政策措施，例如2023年的2萬元新生嬰兒津貼，截至2025年中，有逾4.9萬宗申請。在居住方面，初生嬰兒家庭申請公屋及居屋，均有優先編配權利；除了扣稅優惠，還增加託兒服務名額。

2024年有約1,600間機構簽署了《好僱主約章》，容許受僱的女性員工彈性工作。這些政策措施，客觀上與香港總和生育率從2022年歷史低位0.7，反彈至2023年0.75、2024年0.84脗合。當然，有論者認為這個反彈只是新冠疫情後的現象。無論如何，香港中產家庭有一個大優勢，就是有著36萬多外籍傭工提供迫切的照顧支援。儘管如此，香港仍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之一。

同樣是東亞社會的新加坡，其總和生育率自1990年後，一直高過香港——該年新加坡為1.83，香港只有1.27。直至2023年，新加坡總和生育率才低於1。香港早於2005年已經錄得0.96，跟著2020年為0.88，之後便愈走愈低。

▍　新加坡有甚麼政策措施比香港強呢？

2001年它首次推出嬰兒出生分紅計劃及兒童培育基金，其力度比香港大得多；產假、子女免稅額當然免不了，還有申請組屋優先權。這些被稱為「鼓勵結婚與生育配套」，還是未能阻止生育率下跌趨勢。有見及此，2024年新加坡資助僱主推行「靈活工作安排」，這當然比香港的自願性質《好僱主約章》強得多。不過，新加坡於2023及2024年連續兩年的總和生育率均為0.97，均低於1，生育政策成效並不顯著。

相對於東亞的新加坡及香港，在歐盟27個國家中處於平均水準的德國，其總和生育率均高於前兩者，最近兩年（2023及2024年）分別為1.39及1.35。

德國於2003年開始一系列提高生育率的家庭政策，以減低生育及養育子女成本，例如分發育兒津貼、提高育兒假的工資替代率。最重要的是，德國法律禁止僱主不能因僱員是兼職身分而給予較差待遇。無論全職或兼職，相同工時便得到相同薪資；如有薪假期及退休金的計算，都是按比例享有所有權利（pro-rata temporis principle）。

新加坡的法律，保護兼職工不因工作時數而喪失核心的職業權益，但某些非強制福利仍然存在差異。香港則有「418」（即連續工作4周、每周18小時）符合連續合約的要求，才享有全職工的法定福利（明年1月改為「468」，即4周內為同一僱主工作滿68小時）。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就是德國女性除了享有香港女職工一樣的「前6周，後8周」法定產假之外，還與丈夫均可申請長達3年的無薪育嬰假，其間僱主必須保留其原本職位。育嬰期首12至14個月，政府提供育嬰津貼，金額為休假前淨收入65%，介乎每月300至1,800歐元之間（約2,700至1.6萬港元），可領取最長14個月。該家庭友善政策鼓勵父親參與照顧幼兒，實踐男女平等。還有一些政策措施值得一提：在孩子滿一歲後，還可以向僱主申請以兼職形式上班；僱主除非有重大營運理由，否則不能拒絕其申請。相對於香港同齡婦女，她們產後往往陷入一個「全職」與「兼職」均為困境的抉擇難題之中：若重返全職，收入不變但壓力大，工作與家庭失衡；兼職則收入低、福利差，並淪為「次等工作」的職業前景。就算近年德國總和生育率走低，但還是遠遠高於兩個東亞社會。

▍　政策長期效用成疑　但力度強弱仍有分別

以上述3個社會的歷年總和生育率趨勢來看，鼓勵生育及家庭友善政策的長期效用成疑；惟橫比的話則以德國最好，其次為新加坡，最低為中國香港；鼓勵生育政策還是有成效的。

香港、新加坡及德國三地，於上世紀70及80年代均有著2.1左右的人口世代替代率——香港、新加坡及德國，於1970年分別為3.39、3.07及2.03。可見，女性生育意願不高，應該是現代社會減低育兒帶來的家庭照顧及工作要求的不確定性；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見到有扭轉這個大勢的苗頭。

儘管生育趨勢向下難於扭轉，但彼此還是有分別；政策力度強，尤其是對女性的職業保障友善，則生育率愈高。這也涉及性別平等和生活質素問題，又是另一種社會發展的趨勢。

媒體出處：原文根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鄭宏泰及郭樺等學者研究，以及香港、新加坡、德國三地生育政策及總和生育率數據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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